温疫论的温疫论节选

夫温疫之为病，非风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。其传有九，此治疫紧要关节。奈何自古迄今，从未有发明者。仲景虽有《伤寒论》，然其法始自太阳，或传阳明，或传少阳，或三阳竟自传胃。盖为外感风寒而设，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。嗣后论之者纷纷，不止数十家，皆以伤寒为辞。其于温疫证则甚略之。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而无所施，未免指鹿为马矣。余初按诸家咸谓∶春、夏、秋皆是温病，而伤寒必在冬时。然历年较之，温疫四时皆有。及究伤寒，每至严寒，虽有头疼、身痛、恶寒、无汗、发热，总似太阳证，至六七日失治，未尝传经。每用发散之剂，一汗即解。间有不药亦自解者，并未尝因失汗以致发黄、谵语、狂乱、苔刺等证。此皆感冒肤浅之病，非真伤寒也。伤寒，感冒，均系风寒，不无轻重之殊。究竟感冒居多，伤寒希有。况温疫与伤寒，感受有霄壤之隔。今鹿马攸分，益见伤寒世所绝少。

仲景以伤寒为急病，仓卒失治，多致伤生，因立论以济天下后世，用心可谓仁矣。然伤寒与温疫，均急病也。以病之少者，尚谆谆告世。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，安忍反置勿论？或谓温疫之证，仲景原别有方论，历年既久，兵火湮没，即《伤寒论》乃称散亡之余，王叔和立方造论，谬称全书。温疫之论，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。崇祯辛巳，疫气流行，山东、浙省、南北两直，感者尤多，至五六月益甚，或至阖门传染。始发之际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，未尝见其不殆也。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，不尔，十四日必瘳，因而失治，有不及期而死者；或有妄用峻剂，攻补失叙而死者；或遇医家见解不到，心疑胆怯，以急病用缓药，虽不即受其害，然迁延而致死者，比比皆是。所感轻者，尚获侥幸；感之重者，更加失治，枉死不可胜记。嗟乎！守古法不合今病，以今病简古书，原无明论，是以投剂不效，医者彷徨无措，病者日近危笃，病愈急，投药愈乱，不死于病，乃死于医，不死于医，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。吁！千载以来，何生民不幸如此。余虽固陋，静心穷理，格其所感之气，所入之门，所受之处，及其传变之体，平日所用历验方法，详述于下，以俟高明者正之。

\x时崇祯壬午仲秋姑苏洞庭吴有性书于淡淡斋\x上卷 病疫之由，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，春应温而反大寒，夏应热而反大凉，秋应凉而反大热，冬应因风雨阴晴，稍为损益，假令秋热必多晴，春寒因多雨，较之亦天地之常事，未必多疫也。伤寒与中暑，感天地之常气，疫者感天地之疠气，在岁有多寡；在方隅有浓薄；在四时有盛衰。此气之来，无论老少强弱，触之者即病。邪自口鼻而入，则其所客，内不在脏腑，外不在经络，舍于伏脊之内，去表不远，附近于胃，乃表里之分界，是为半表半里，即《针经》所谓横连膜原是也。胃为十二经之海，十二经皆都会于胃，故胃气能敷布于十二经中，而荣养百骸，毫发之间，弥所不贯。凡邪在经为表，在胃为里，今邪在膜原者，正当经胃交关之所，故为如折；如浮越于阳明，则有目痛、眉棱骨痛、鼻干；如浮越于少阳，则有胁痛、耳聋、寒热、呕而口苦。大概述之，邪越太阳居多，阳明次之，少阳又其次也。邪之所着，有天受，有传染，所感虽殊，其病则一。

凡人口鼻之气，通乎天气，本气充满，邪不易入，本气适逢亏欠，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。昔有三人，冒雾早行，空腹者死，饮酒者病，饱食者不病。疫邪所着，又何异耶？若其年气来盛厉，不论强弱，正气稍衰者，触之即病，则又不拘于此矣。其感之深者，中而即发；感之浅者，邪不胜正，未能顿发，或遇饥饱劳碌，忧思气怒，正气被伤，邪气始得张溢，营卫营运之机，乃为之阻，吾身之阳气，因而屈曲，故为病热。其始也，格阳于内，不及于表，故先凛凛恶寒，甚则四肢厥逆。阳气渐积，郁极而通，则厥回而中外皆热。至是但热而不恶寒者，因其阳气之周也。此际应有汗，或反无汗者，存乎邪结之轻重也。即便有汗，乃肌表之汗。若外感在经之邪，一汗而解。今邪在半表半里，表虽有汗，徒损真气，邪气深伏，何能得解？必俟其伏邪渐退，表气潜行于内，乃作大战，精气自内由膜中以达表，振战止而复热，此时表里相通，故大汗淋漓，衣被湿透，邪从汗解，此名战汗。当即脉静身凉，神清气爽，划然而愈。然有自汗而解者，但出表为顺，即不药亦自愈也。伏邪未退，所有之汗，止得卫气渐通，热亦暂减，超时复热。午后潮热者，至是郁甚，阳气与时消息也，自后加热而不恶寒者，阳气之积也。其恶寒或微或甚，因其人之阳气盛衰也；其发热或久或不久，或昼夜纯热，或黎明稍减，因其感邪之轻重也。疫邪与疟仿佛，但疟不传胃，惟疫乃传胃。

始则皆先凛凛恶寒，既而发热，又非若伤寒发热而兼恶寒也。至于伏邪动作，方有变证其变或从外解，或从内陷。从外解者顺，从内陷者逆。更有表里先后不同∶有先表而后里者，有先里而后表者，有但表而不里者，有但里而不表者，有表里偏胜者，有表里分传者，有表而再表者，有里而再里者。有表里分传而又分传者。从外解者，或发斑，或战汗、狂汗、自汗、盗汗；从内陷者，胸膈痞闷，心下胀满，或腹中痛，或燥结便秘，或热结旁流，或协热下利，或呕吐、恶心、谵语、舌黄、舌黑、苔刺等证。因证而知变，因变而知治。此言其大略，详见脉证治法诸条。上卷 温疫初起，先憎寒而后发热，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。初得之二三日，其脉不浮不沉而数，昼夜发热，日晡益甚，头疼身痛。其时邪在伏脊之前，肠胃之后，虽有头疼身痛，此邪热浮越于经，不可认为伤寒表证，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。此邪不在经，汗之徒伤表气，热亦不减。又不可下，此邪不在里，下之徒伤胃气，其渴愈甚。宜达原饮。\x达原饮\x槟榔（二钱） 浓朴（一钱） 草果仁（五分） 知母（一钱） 芍药（一钱）黄芩（一钱） 甘草（五分）上用水二钟，煎八分，午后温服。按∶槟榔能消能磨，除伏邪，为疏利之药，又除岭南瘴气；浓朴破戾气所结；草果辛烈气雄，除伏邪盘踞；三味协力，直达其巢穴，使邪气溃败，速离膜原，是以为达原也。热伤津液，加知母以滋阴；热伤营血，加白芍以和血；黄芩清燥热之余；甘草为和中之用；以后四味，不过调和之剂，如渴与饮，非拔病之药也。凡疫邪游溢诸经，当随经引用，以助升泄，如胁痛、耳聋、寒热、呕而口苦，此邪热溢于少阳经也，本方加柴胡一钱；如腰背项痛，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，本方加羌活一钱；如目痛、眉棱骨痛、眼眶痛、鼻干不眠，此邪热溢于阳明经也，本方加干葛一钱。

证有迟速轻重不等，药有多寡缓急之分，务在临时斟酌，所定分两，大略而已，不可执滞。间有感之轻者，舌上白苔亦薄，热亦不甚，而无数脉，其不传里者，一二剂自解，稍重者，必从汗解，如不能汗，乃邪气盘踞于膜原，内外隔绝，表气不能通于内，里气不能达于外，不可强汗。或者见加发散之药，便欲求汗，误用衣被壅遏，或将汤火熨蒸，甚非法也。然表里隔绝，此时无游溢之邪在经，三阳加法不必用，宜照本方可也。感之重者，舌上苔如积粉，满布无隙，服汤后不从汗解，而从内陷者，舌根先黄，渐至中央，邪渐入胃，此三消饮证。若脉长洪而数，大汗多渴，此邪气适离膜原，欲表未表，此白虎汤证。如舌上纯黄色，兼之里证，为邪已入胃，此又承气汤证也。有二三日即溃而离膜原者，有半月十数日不传者，有初得之四五日，淹淹摄摄，五六日后陡然势张者。凡元气胜者毒易传化，元气薄者邪不易化，即不易传。设遇他病久亏，适又染疫能感不能化，安望其传？不传则邪不去，邪不去则病不瘳，延缠日久，愈沉愈伏，多致不起，时师误认怯证，日进参，愈壅愈固，不死不休也。上卷 温疫脉长洪而数，大渴复大汗，通身发热，宜白虎汤。\x白虎汤\x石膏（一两） 知母（五钱） 甘草（五钱） 炒米（一撮）加姜煎服。按∶白虎汤辛凉发散之剂，清肃肌表气分药也。盖毒邪已溃，中结渐开，邪气分离膜原，尚未出表，然内外之气已通，故多汗，脉长洪而数。白虎辛凉解散，服之或战汗，或自汗而解。若温疫初起，脉虽数未至洪大，其时邪气盘踞于膜原，宜达原饮。误用白虎，既无破结之能，但求清热，是犹扬汤止沸也。若邪已入胃，非承气不愈，误用白虎，既无逐邪之能，徒以刚悍而伐胃气，反抑邪毒，致脉不行，因而细小。又认阳证得阴脉，妄言不治，医见脉微欲绝，益不敢议下，日惟杂进寒凉，以为稳当，愈投愈危，至死无悔。此当急投承气缓缓下之，六脉自复。上卷

.《温疫论》作者是谁？成书哪个时期？

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 吴有性。字又可，姑苏洞庭人。 附：《温疫论》简介 成书于祟祯15年(公元1642年)的《温疫论》，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“疫病”的病因是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。《温疫论》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，而“疫病”则是“感天地之疫气”致病。《温疫论》将“瘟疫”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，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“六气学说”的束缚。《温疫论》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，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。 温疫论》指出“戾气”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，由口鼻进入而致病。《温疫论》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，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。该书还认为疗疮、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，而不是由于“火”。《温疫论》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。《温疫论》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。该书认为：“木气充满，邪不可入”，机体抵抗力强，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，但不大会发病。假如“本气适逢亏欠，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”，机体抵抗力减低，又受到传染，则可以发病。 《温疫论》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“有天受，有传染”。“天受”就是空气传染，“传染”就是接触传染。所以书中注明“凡人口鼻通乎天气”’“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”。《温疫论》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，也可以是散发的。 《温疫论》在传染病的病源、病因以及免疫性、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。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，《温疫论》提出了：“夫温疫之为病，非风非寒，非暑非湿，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”，这种异气即“戾气”。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。《温疫论》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。书中说：“至于无形之气，偏中于动物者，如牛瘟、羊瘟、鸡瘟；鸭瘟，岂但人疫而已哉?然牛病而羊不病，鸡病而鸭不病，人病而禽兽不病，究其所伤不同，因其气各异。”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。 《温度论》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。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，等到病深；些，即所谓“邪毒犯育”时，即不厌“急证急攻”。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。 《温疫论》对后世的影响很大，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、杨栗山、刘松峰、叶天士、吴鞠通等，都或多或少地在《温疫论》的基础上有所发挥，有所创造。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。温病学说，渊源于《内经》，孕育于《伤寒论》，产生于金元，成熟于明清。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，《温疫论》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。直至今天，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、法、方、药治疗一些传染病，如流行性乙型脑炎、流行性感冒、麻疹、猩红热、痢疾等，取得了很高的疗效。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《温疫论》的理论和经验

吴又可瘟疫论原文翻译

吴又可温疫论的 《温疫论》揭开了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新篇章，温疫论他的温疫学说对其后的戴天章、杨栗山等医家均有重要影响，戴天章等人对吴又可学术思想进一步阐释，从而奠定了温疫学派的学术根基。

《温疫论》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，是中医理论原创思维与临证实用新法的杰出体现。分上下两卷，明代吴又可撰于崇祯十五年壬午（1642年）。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中创立了“戾气”病因学说，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，明确指出“夫温疫之为病，非风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”。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，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温疫的有效方剂。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据《吴江县志》记载，在《温疫论》成书的1642年前后，吴县连年发生疫病流行，一巷百余家，无一家幸免；一门数十口，无一口幸存。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原序中说“崇祯辛巳，疫气流行，感者多，于五六月益甚，或合门传染。其于始发之时，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，未有不殆者……医者彷徨无措，病者日近危笃。病愈急，投医愈乱。不死于病，乃死于医；不死于医，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。”温疫论他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深感当时医学的不足，发出“守古法则不合今病，舍今病而别搜古书，斯投剂不效……千载以来，何生民之不幸如此”的感叹，因此在临床实践中“静心穷理，格其所感之气、所入之门、所抵之处，与夫传变之体”，著成《温疫论》，提出必须从病因到治疗对温病与伤寒作明确区分。

瘟疫论的作者为

《瘟疫论》是明朝末期的医学家吴有性所写的

整本书分为两卷，第一卷五十章。阐述了瘟疫的病因,病机,证候及治疗，并从多个方面论述了流行与伤寒的区别。第二卷共三十五章，讨论了流行性疾病的并发证候，其中几章讨论了流行性疾病的名称,流行性淋巴结核的证候与治疗。附上一份附录。这本书是清朝乾隆年间，黄晟校刊本。

根据《吴江县志》记载，明代崇祯时期，在撰写《伤寒论》时，吴县每年都有流行性疾病。一条巷子里有100多户人家，没有一户幸存下来；一村有几十户人家，没有一户幸存下来。吴有性在《伤寒论》的原序中也可以说：“崇祯,新寺一带，流行性毒气，有很多人感觉到了

吴有性在《温疫论》中所说的温疫发生的部位是哪里？

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中所说温疫论的温疫发生的部位是口鼻。

吴有性强调温疫论，温疫的特点温疫论：非风非寒温疫论，非暑非湿，非六淫之邪外侵，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，与伤寒病绝然不同。

不论从病因、病机到诊断、治疗均有区别，必须与伤寒病分开另论。吴又可坚定认为，疠气是杂气中之一，每年都存在。疠气的存在盛衰多少，与地区、四时与岁运有关。感受疫疠之气之后，可使老少俱病。

吴又可详细分析温疫论了瘟疫侵犯途径、传染方式和流行特点。他确定，温疫疠气侵犯人体的途径，当是从口鼻而入。其侵犯部位既不在表，也不在里，而是由口鼻侵入，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，此处称为膜原。

吴又可所说的膜原，是说明温疫之邪在人体之内，有着外可连于表，内可入于里的特点。他指出，温疫之病所以用治外感病的方法治疗不得痊愈，就是因为此病邪的部位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在表或在里，而是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，这个部位是一般药物所不能到达的。

由于其既连表又连里，疠气盛时，则可出表或入里，这时才可根据疠气溃散的趋势，因势利导予以治疗。